古代的谏官，也就是言官，通俗地讲就是拿嘴当差的，主要干两件事，一是批评，二是建议。

清代的谏官制度大体是沿袭明朝的，清初设有都察院和六科两套班子，都察院及其下属十五道监察御史分管中央和地方，六科给事中则分别监察吏﹑户﹑礼﹑兵﹑刑﹑工六部。雍正初年，雍正帝机构改革，裁汰冗员，将六科并入都察院，两套班子合成了一个独立监察衙门。

为了标榜帝王贤明，让谏官们不必担心得罪人，清廷还针对谏官特别推出了几项貌似很开明、很人性的保护措施，最重要的是这么两条，一是言者无罪，二是可以风闻言事。

言者无罪好理解，意思是说谏官们可以放开了谏，谏错了，朝廷不会治罪，更不会要谏官小命。

可以风闻言事也不难理解，意思是说谏官们仅凭道听途说，就可以上奏纠参，即便是胡说八道，朝廷也只会念其忠心，不会因此打板子，更不允许有人趁机打击报复。

有这样的保护措施，加之历朝历代一些著名谏臣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，猛一看清廷的谏官，往往会觉得他们一定是敢言，而且也能言的。

其实不然。

跟其他朝代比，清廷的言官说话其实是最难的，高屋建瓴的大道理不能讲，挑皇帝毛病危险系数很高，因为清朝的皇帝，帝王权威意识很强，而且从谏如流的胸襟也不过关，因此，作为奴才臣子的言官一旦乱讲话，往往会被扣上僭越的帽子，轻则被贬丢官，重则要吃不少苦头，甚至送命。

另外，清廷的整体官场氛围也不好，表面看似可以风闻言事，其实很多时候，只要是弹劾批评的没有根据，立马就会遭到惩罚。

其实，也不是清朝一朝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谏言之风比较盛行的一些朝代，言官应付差事的也是大有人在。

祸从口出，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，敢言的直臣永远是少数，碌碌无为混日子的才是大多数。

不能不说，又不能说错，那一般的言官怎么才能把这个差当好呢？

遇到帝王不那么刻薄的，庸俗无为的言官一般是讲讲不痛不痒的大道理，总之是扯几句不得罪任何人的大话、空话；而如果遇到的是清朝的那几个皇帝，言官们大道理都不敢讲，往往只能盯着小老百姓，说一些小事，弄一些一心兴利除害的效果出来。

不妨来看看雍正朝，一个言官为保住官位饭碗的丑陋表演。

此言官曾连上三道奏章，以表示他是一位负责任的言官，没有白吃饭。

第一道奏章，奏请皇帝下令尼姑还俗，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人口。

第二道奏章，要求朝廷出台一项规定，凡是女子年过二十还没出嫁的，地方衙门出面为其择配，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地方稳定，也可以增加人口。

如果说前两道奏章还勉强能让人接受的话，那第三道奏章就让人无语了。

该言官说，我发现了地方不太平的要害所在，那就是众多斗殴都是因十文钱而起，鉴于此，朝廷可以出台一项政策，查清各地所有极需十文钱的穷人，然后由地方衙门向这些穷人每人发上十文钱，这样，天下保准就太平了。

雍正看到这样的奏章，那叫一个气呀！

还有更过分的，还是雍正朝，当时京城很多人用骆驼驮煤，有时候赶骆驼的人，就骑在骆驼上，横着顺着的都有。

抓住这个事，有个言官就上奏章了，要求朝廷出台一项政策，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。

雍正问为什么？

该言官说，这样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。

由这些官场笑话就能看出来，所谓的风闻言事大部分时间不过是摆设，傻子才会信以为真。

而从另一方面讲，真正开明的朝堂，往往并不需要、也不屑出台这样的保护措施。

说就正大光明，有理有据的说，为什么非要强调一个可以胡说八道呢？